機能喪失第三號
1983年10月20日
行為藝術
超8mm轉藍光光碟．彩色．有聲．10分19秒．單頻道錄像
在戒嚴時期的1983年，陳界仁曾組織周圍的年輕朋友，利用「增額立法委員改選」(1)的政治敏感時刻，在禁止集會、遊行，並且隨時都有警察與情治單位監控的「公共空間」(西門町武昌街)，以游擊式的行為藝術，干擾當時戒嚴體制下的偽民主選舉。
訪談節錄(2)
1983年作的《機能喪失第三號》，距離現在快三十年，隔了那麼久，我已不可能回到當初的狀態來談這個事件。事實上，幾乎有超過二十年的時間，我都沒再看過這件作品的紀錄影片，現在只能憑記憶和此刻的想法，談我當時為什麼會去做這件事，以及它對我後來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當時會去西門町做《機能喪失第三號》，只是直覺地認為，像我這樣在戒嚴時期出生、成長、受教育的「戒嚴之子」，如果不直接面對戒嚴體制對自由的限制，尤其是，如果不將自身置於戒嚴令下禁止集會與遊行的公共空間、不將自己放在違反戒嚴法的臨界點上，與戒嚴體制進行直接的碰撞，那我是不可能真正「看見」和「認識」被戒嚴體制規訓過的身體與行為模式，以及清理已內化至意識深處的戒嚴意識。更不可能在戒嚴體制下，對生命的意義和社會的組構型態，展開其它的想像。
1982年我還在服兵役時(3)，就開始思考實踐這個計畫的可能性，退伍後，1983年的年中，我約了我弟弟和周圍的朋友，問他們願不願意參與這個計畫。當時我二十三歲，周圍朋友的年紀大約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他們不是在等當兵，就是剛進入社會工作的人。可能因為大家都很年輕，也都受不了戒嚴時期令人窒息的生命狀態，結果居然沒有人在意會不會因違反戒嚴法，而付出我們無法想像的代價，反而很興奮地答應參與這個計畫(4)。
至於會選擇當時聚集最多電影院的西門町武昌街作為實踐這個計畫的地點，主要是我當兵休假時，曾在那裡被七、八名便衣警察誤以為是逃兵，而被當街逮捕過，所以知道武昌街那裡隨時都有便衣警察監控街上的狀況。我覺得只有在這種監控狀況下實踐這個行動，才算真的把自身置於違反戒嚴法的臨界點上。
10月20日出發去西門町前，我們已先穿好類似犯人服裝的衣服，搭公車到武昌街後，又遇到幾個朋友的朋友，他們知道我們的計畫後就臨時加入這個行動，於是我們把多準備的相機、攝影機交給他們，然後蒙上頭套，像是要被槍決的犯人，一個挨著一個往前走，十幾分鐘後，我們開始大聲嘶喊⋯⋯。當時現場立刻圍了許多好奇的路人，還有人問其它圍觀的群眾是不是抓到匪諜了。從我們一開始行動，警察就已經在旁邊監看，或許因為那時是「增額立法委員改選」的政治敏感時刻，再加上越聚越多的圍觀群眾，讓警察一時不知該如何處理，才使得我們的行動能持續下去。
等我們的行動全部結束後，警備總部(5)的人才趕到現場，這反而讓圍觀群眾更加騷動，在群眾的層層包圍下，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盤問我們剛剛行動的目的時，我們隨口編造說是來幫新聞局舉辦的金穗獎拍片後，他們就只要求我們留下身分資料，警備總部的人拿走我們預先準備好的假名片，就要我們和現場群眾馬上散去，出乎意料地我們就這樣離開了現場。
事後回想，以戒嚴時期警備總部擁有的巨大權力，居然會讓我們以那麼牽強的理由離開現場，我想除了當時是「增額立法委員改選」的政治敏感時刻外，另一個更可能的原因是──圍觀群眾形成的無組織「集會」狀態，讓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有所顧忌，擔心引發不可預期的群眾事件，才是他們為什麼會讓我們離開的真正原因。
幾年後，我更體認到那些圍觀群眾，不只意外地保護了我們，同時也因為他們形成的無組織「集會」狀態，才讓我們類似「遊行」的行為，因他們的聚集，而被轉換成一場「遊行」與「集會」並置的行動，也讓原先被嚴密監控的街道，暫時失去功能，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廣場或劇場，甚至群眾圍著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的好奇觀看，也成為某種反國家監控的「觀看行動」。我的意思是──在那個當下，警備總部的人和警察反而成為了被群眾包圍與監看的對象，也使他們暫時失去作為監控者的權力位置。
雖然當年做《機能喪失第三號》時，既不可能事前對外宣佈，更不可能於事後公開發表，除了現場圍觀群眾外，也沒什麼人知道這件事，而這個微小行動，更不可能對戒嚴體制有絲毫的改變；但那次的經驗，讓我隱約體會到無論在多嚴密的監控機制下，被監控的空間都有可能被滲入和穿透，甚至，我們可以從被監控空間的內部，對權力機制進行某種質變；或者說，一旦我們對生命價值觀與社會的組構型態，開始進行其它想像時，原先國家機器看似嚴密的管理與監控機制，也不再有效了。我的意思是──當我們改變自身的欲望與想像，也同時是在戒嚴體制內製造了一個裂隙。
《機能喪失第三號》給我的另一個經驗是──當時我是五名帶著頭套蒙著眼睛的演出者之一，雖然蒙著眼睛還是可以聽到與感覺到周圍人群的騷動情況，但走著走著，我從原先擔心這樣做會不會害了來參與的朋友，到後來慢慢有種戒嚴體制對我已不再有效的平靜心情。雖然到現在，我還說不清楚當時心理狀態轉變的原因，但那個經驗已成為我身體記憶的一部分。可是幾天後，當紀錄行動過程的八毫米影片沖洗出來時，我卻只能在影片中看到行動的外部行為與現場群眾的騷動情況，而不可能看到我內在感受的變化，這個失落的經驗，讓我後來想去探究內在感受可以如何被顯影的可能性，不過還要等到十九年後，我真正有機會拍片時，才開始去探索這個可能性。
同時，以戒嚴時期台灣社會的封閉狀況，我既不清楚什麼是行為藝術，我和參與的朋友們，也只是在高職或高中畢業後，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的一般人，但即便如此，人總有從生活經驗中積累而生的感受想去訴說，儘管我們可能還找不到準確的「語言」，但人總會以各種方式去實驗和爭取如何「說出」的方法，這也讓我體會到我們的感性與想像應以具體而複雜的「現實」與生命經驗為出發點，而不能將我們具切身性的感性經驗，框限在既有藝術史的美學範疇與問題意識內。只是在戒嚴體制下，我們不但被切斷與歷史的任何連繫，即使想去認識當時的「現實」，也只能在層層的迷霧中摸索。
總之，從那時開始，如何理解和認識歷史與「現實」等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我，這也是1987年解除戒嚴後，我反而逐漸喪失創作動力的原因之一。
直到1996年初，我重回小時候成長的地方，看著因國際局勢、地緣與內部政治等因素，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以有形或無形圍牆，所建構的軍法局、加工區、兵工廠、反共義士療養院(6)、違章建築區、眷村等不同空間，以及因各種政經因素而被從中國大陸與台灣的不同地方擲入這個狹小區域裡的人與其故事，還有我從小到1996年這經過三十幾年演變後的眼前景況時，我才體會到我所見到的當前「現實」中，始終存在著一層層既相互交疊又不可見的各種時間、空間、現實、歷史、記憶、情感與矛盾，而不只是可見的此時、此刻和此地，而我們每個人也都是承載著這複雜狀態下的「多重場域」。這個看似簡單的道理，我卻花了很長時間，才真正感受到，那之後，我才又重新創作。
註解
- 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國民黨政府於1947年訂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憲法的部分條文。1949年國民黨敗退至台灣後，因無法進行國會改選，於是透過大法官釋憲的方式，賦予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繼續行使職權。直至1972年才局部開放立法委員改選，但因改選名額佔全體立委的比例極為有限，因此並無法有效發揮議會政治的意義。
- 此篇訪談節錄自2011年北美館原欲出版陳界仁專書時，所進行的書面採訪，後因陳界仁事務繁雜，此採訪計畫只完成部分章節。
- 當時年滿二十歲的台灣男性都必須服義務兵役，役期依軍種不同而有二年或三年的區別。
- 除陳界仁外，計畫的參與者還有倪中立、林忠志、麥仁傑、王尚吏、陳耿彬、陳介立、陳介一、陳君道、邵懿德、楊清欽等約十四人。
- 警備總部為台灣戒嚴時期禁制社會運動(罷工、罷市、罷課、示威、遊行等)，以及對政治異議份子進行監控、逮捕、審判、關押的主要執行部門。關於警備總部的歷史沿革，可參閱中文維基百科的「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zh-tw/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瀏覽日期 2024年5月10日]
- 「反共義士」──指韓戰時期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韓戰期間被俘虜後，於韓國戰俘營內被迫或半自願地成為「反共義士」，並被要求在身體刺上「反共抗俄」等刺青，以防止其叛逃。1954年約有一萬四千多人被轉送至台灣。其中一部分人被送至此療養院。